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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艇计划五码二期计划〖回桖上岸〗

阅读: 247 评论: 02022-07-22 09:16:21

  迪力努尔·巴合提的床边,一直挂着一件警服,没有警号,没有警衔,但她总觉得,尚有余温,就好像父亲还在。

  五年前,衣服的主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巴里坤垦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原大队长巴合提·沙发尔别克,在连续工作31小时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警号随之封存。

  那年,迪力努尔正在准备高考,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一夜长大,她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放弃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录取机会,复读一年后报考警校,循着父亲的足迹,踏上了警察之路。

  “长大后,我也成了你。”如今,青涩的少女成长为一名警察,被封存的警号也在五年后重启。警号130285有了第二次生命,在这个像极了父亲的女孩胸前,继续闪光。

  130285,这串数字迪力努尔·巴合提再熟悉不过,这是曾经属于她父亲巴合提·沙发尔别克的警号。

  2022年3月28日上午,哈密垦区公安局办公楼前,四十多名公安干警统一着装,分列两个方队,见证着一场警号继承仪式。“十三师公安局,二级英模,巴合提·沙发尔别克的警号重启,由其女继承……”五年了,当那串银色的警号佩戴在胸前时,迪力努尔强忍的泪水滑落脸颊。

  巴合提常常提起女儿,说到她学习进步时,脸上露出难掩的喜悦,语调提高,语速也快了许多。迪力努尔也将父亲挂在嘴边,但往往都是问“父亲怎么还不回来?”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忙碌是巴合提的常态。迪力努尔早晨起来的时候,看到的要么是一张空落落的床,要么就是直奔卫生间好歹洗漱一下饭也不吃就急着上班的父亲;睡觉前也经常看不到人影,甚至一周里只能见到父亲一两天;难得在家的时候还有可能接上一通电话,就像一阵风一样走了。

  但他的同事王玉松总能听到“巴哥”一大早拖地的动静。早上八点一过,距离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办公室准会响起“咚、咚、咚”的脚步声,住在办公室楼上的王玉松循声起来,就能看到巴合提挽着袖子,一手拎着水桶,一手攥着滴水的拖把,来来回回不放过一个角落。

  王玉松抢不过巴合提的拖把,他总是把胳膊一横,嘿嘿笑着说,“小王,不用不用,谁先来了谁拖嘛!”

  在同事眼里,巴合提就像是个“老大哥”。现任巴里坤垦区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玉松和现任哈密垦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的邵新旺,在2009年的时候还是新警察,在新警入队仪式上第一次见到巴合提。

  他们记得,这位38岁的哈萨克族大哥身材健壮,一米八的个头,双手厚实、有劲儿,笑着和新人一一握手,“特别温暖”,这是邵新旺对巴合提的最初印象。熟悉之后,邵新旺对巴合提的称呼,从“巴队”变成了“巴哥”,巴合提有时会逗他这个小徒弟,“你说的巴哥是哪个,是那种黑色会说话的鸟吗?”

  巴合提是个幽默的人,脸上总挂着笑容。迪力努尔说,父亲的笑好像有种魔力,“只要看到爸爸的笑,哪怕心情特差,都会被瞬间治愈。”

  王玉松曾和巴合提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红星派出所共事过半年,那时候红星派出所成立不久,所里只有四位民警,巴合提去指导工作。每位民警都身兼多职,“社区民警、户籍警、刑警都要做”,还要经常深入牧区办案。

  走在山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办一个案子要走很久,当时还年轻的王玉松总是担心,“回不了家怎么办。” 巴合提抬手一指,顺着手指的方向,王玉松看到地上的水坑和牧民的羊圈,巴合提的“解决方案”脱口而出,“渴了舀水,困了抱羊睡嘛。”

  做群众工作,巴合提很有一套。不管深夜白天,只要来电话,巴合提总要迅速赶到现场,而大多数都是夫妻吵架、噪声扰民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他从不嫌烦,调解矛盾时也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听听这方的抱怨,再劝劝那头,聊着聊着就拉起了家常,变得有说有笑,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也因此,巴合提在群众间有很高的威望。一位村民走进派出所,张口就问:“巴合提在吗?”得知不在,他扭头就走,王玉松追在后面说:“你可以和我讲讲。”他回过头打量王玉松,嘴里念叨着,“我不告诉你!”

  与群众沟通的经验,巴合提对王玉松倾囊相授。他还会告诉汉族的同事们如何与哈萨克族群众交往,在沟通时充当翻译,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

  他几乎“长”在办公室。巴合提工作日从不缺勤,即便周末不值班,他也会提着羊肉干、酸奶疙瘩踏进办公室,问“今天有没有情况?”有时,审讯完毕已经到了半夜,巴合提却坚持要整理完笔录再回家。困了,就点上一根烟,给自己提提神。早上,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他来不及回家,抹把脸继续工作。

  迪力努尔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在2017年5月8日。像往常一样,巴合提穿上黑色的警察T恤和警裤,套了一件深蓝色外套,跟家人说声“我上班去”就出了门,但这次却再也没回来。

  王玉松记得,5月9日上午,巴合提在红山农场八连执勤24小时后,本该回家休息,然而当天上午牧民家中失火,他急忙赶赴现场,一件一件将牧民的家具从火场里抢出。

  灭火后,他又奔赴几公里外的东涝坝进行加固工作。下午三四点,在哈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他拿着扳手在扳半个拳头大小的螺丝。连续31小时的工作,加上炎热的天气,巴合提眼前一黑,倒在了工作现场。

  巴合提被推入手术室,又送进ICU,病情时好时坏,迪力努尔和妈妈一直守在病房里,等待一个奇迹。一周后,她听到父亲转院的消息,心里升起希望,回家煮了爸爸爱喝的奶茶。

  可温热的奶茶终究没等来那个一饮下肚的人。2017年5月17日,巴合提经抢救无效死亡,终年47岁。

  此后的几天,迪力努尔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家里没有了爸爸的笑声、歌声,没有了父母的吵吵闹闹,寂静得可怕。

  他和女儿有过约定,每年“六一”儿童节,无论自己多忙,都会来陪她。小学四年级的儿童节,迪力努尔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以为父亲食言了,一个人坐在床上,越想越委屈。

  那天下午,父亲开着一辆沾满泥巴的警车回了家。陪了她一个多小时后,又急匆匆地离开了。后来,她听母亲说,父亲本是回不来的,好不容易跟队里请了假,只为了完成约定。

  偶尔也有因为忙碌带来的争吵。夫妻二人工作都忙的时候,谁来照看女儿就成了导火索,但吵完架先道歉的总是巴合提,他给妻子打电话:“别气了,晚上回去包饺子吃。”

  巴合提最爱吃的就是饺子,他更喜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的氛围,自己一家三口再喊上兄弟姐妹,往往变成一场家庭聚会,兴起时,巴合提还会唱起哈萨克族的传统民歌《燕子》。

  渐渐地,迪力努尔也学会了这首歌,偶尔哼唱几句,巴合提听到了总要一起唱,唱着唱着,他拉起迪力努尔的手,父女二人在客厅里跳起了舞。

  迪力努尔的音乐梦最初的启蒙者和最大的支持者都是父亲。“爸爸告诉我,做我想做的事,他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带着父亲的鼓励,迪力努尔拾起梦想赴乌鲁木齐学习音乐。异乡学习的一年里,她完成了联考和西安音乐学院的校考,并通过了专业课考核,只要文化课合格,就可以被录取。

  查到成绩的那天,她哭着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电话那边,巴合提笑着夸她:“臭丫头,我就知道你能行。”这是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次通话。

  迪力努尔把爸爸常穿的警服挂在了床头,没有警号,没有警衔,好像尚有余温,让她觉得,爸爸只是去上班了。

  但推开那扇办公室的门,迪力努尔却再也看不到伏案疾书认真工作的爸爸,也等不来爸爸大大的拥抱和父女间咬耳朵的亲昵游戏。

  那间不到30平方米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和一个火盆。黄色灯泡射出昏暗的光,水泥地表面灰尘飞扬,白墙上擦着几道黑印,办公桌上的文件散落着,桌面正中间,放着一张迪力努尔的照片,好像一切如常。

  2017年7月末,爸爸去世两个多月后,迪力努尔接到了西安音乐学院的电话,对方说只要报考就会被录取。她却犹豫了,不知怎的,脑子里总是冒出父亲的影子,心里念叨着:“不如去当警察。”

  有一个当警察的父亲,曾经是迪力努尔最大的骄傲。小学时,每天放学她都会冲到学校对面的派出所找爸爸,拉着他的手站在学校门口,炫耀父亲身上的警服,大声告诉自己的小伙伴,“我爸是警察!”

  也曾经,迪力努尔因为爸爸工作太忙没时间陪自己,赌气地说过:“打死都不当警察。”巴合提也孩子气地回她,“不当就不当,谁让你当警察了?”

  当警察,这个之前从未在她考虑范围内的选项,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迪力努尔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她将与音乐梦想失之交臂,意味着要重新读高三以及面对警校严苛的训练,也意味着她今后的工作生活充满了辛劳与忙碌,就像父亲一样。

  像父亲一样。她穿上了挂在床头的父亲的警服,恍惚中,镜子里那个身材高挑的人和父亲的影子重合了,她好像又听到父亲说,“臭丫头,我就知道你能行。”

  迪力努尔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追随父亲的脚步。复读那一年,她常常熬到深夜,每当熬不住的时候,就抬头看看床头的警服,和书桌上贴着的打印出来的黑白警徽。第二年,她收到了新疆警察学院刑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警校生活比迪力努尔想象得更为辛苦严苛。新生军训的一个月里,早晨起床先要跑10公里,休息半小时,吃过早饭后再跑5公里,之后还要迎着太阳站两个小时军姿。操场上光秃秃的,没遮没挡,9月哈密的气温最高可达40摄氏度,水泥地面更是被晒得烫脚,偶尔被“折磨”哭了,泪水混着汗水刺得眼睛火辣辣的,却不敢闭眼。

  每晚8点半,还有模拟作战训练。迪力努尔迅速将床上的三层被褥卷起放到卷袋中背到身上,拎起暖壶和小板凳跑到操场集合,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她要背着这些东西匍匐前进。一个月下来,穿破了十几套作训服,膝盖、臂肘处的衣服磨出了大大小小的洞,身上也经常青一块紫一块。

  有人忍受不了这样高强度的训练退学了,迪力努尔也动摇过。艰难的日子里,是父亲那句“臭丫头,我就知道你能行”在支撑着她。

  离家上学的时候,迪力努尔带走了父亲最常穿的一件衬衫。为了防止父亲的味道散去,她用两个塑料袋将它严严实实地裹好,晚上睡觉时就拿出来放在枕头下面,早晨再认真叠好放进衣柜。

  终于,她也有了自己的警服。第一次穿警服回家的那天,妈妈一开门就愣住了,笑容凝固在脸上,几秒后泪如雨下,“我以为你爸回来了”。穿上警服的迪力努尔像极了巴合提,一样的大高个儿,神似的脸,连头发也是短短的,“好像年轻时候的爸爸就站在镜子那边。”

  毕业后的迪力努尔被分配到哈密垦区公安局,现在她的师父就是父亲曾经的徒弟邵新旺。对于这个“巴队的丫头”,邵新旺有关照,也有更高的要求,“你是英雄的女儿,要比别人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

  审讯的时候,邵新旺总是带着迪力努尔旁听,哪怕凌晨三四点钟也不放过她。迪力努尔也不可避免地过上了“连轴转”的日子。

  早上上班前,她习惯性地从家里带一大包“奶疙瘩”,这也是父亲喜欢的零食。困了就拿一颗含在嘴里,到了晚上,一大包“奶疙瘩”几乎被吃光。要是还困,就站起身,用凉水洗把脸精神精神,再给自己冲一杯咖啡。

  夜熬得多了,迪力努尔工作时经常双眼通红。最忙的时候,她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在眼前转,屏幕里的字都在飞”,打一会儿字头就垂了下去,下一秒又猛然惊醒。为了不睡过去,只能一杯接着一杯地喝咖啡,不知不觉间,垃圾桶里堆满了喝过的咖啡杯,就像父亲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总是满满的烟头。

  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有时晚上11点多打开家门,打着哈欠直奔卫生间,简单洗漱后瘫在沙发上看手机,脚搭在扶手上,一边玩一边晃,玩着玩着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警服都没脱。

  这个像极了父亲的女儿,在父亲牺牲五年后,继承了父亲的警号。现在“130285”这串数字,佩戴在迪力努尔的胸前。

  自己当了警察后,迪力努尔才知道,在繁重、琐碎的工作中保持耐心平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她也更加理解,过去父亲背负的压力。

  今年24岁的迪力努尔有个目标,她想用15年的时间做到像父亲一样——真正服务群众、真正得到群众的认可,“戴着父亲的警号,我感觉他一直在我身边,不管我做什么,都会尽我所能地做到最好,不给胸前的警号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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